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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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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慎用公安和武警这个“灭火器”  

2009-08-07 04:34: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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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持续高发,规模和影响都在增大。为了处置这些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往往动用公安甚至武警来“灭火”。在他们看来,公安和武警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发生了某种社会冲突和秩序混乱,维护国家法制和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公安和武警的神圣使命。因此,只要发生了群体性事件,都把公安和武警推到了第一线。这样做,有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有的则因动用警力不当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不能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以致乱用公安和武警这个“灭火器”;其二,社会机制中缺少稳定有效的“减压阀”。

目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体上可分为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暴力骚乱和有组织犯罪等类型。对待不同类型的事件,公安和武警的作用是完全不样的。一般来说,处置暴力骚乱和有组织犯罪就得及时使用警力维持秩序和打击犯罪。但对待维权事件和社会泄愤事件就不得乱用警力和慎用警力。在维权事件中,民众由于具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所以诉求较为明确,行为较为克制,不宜动用警力。但近些年来,由于土地等纠纷涉及的利益十分巨大,有些地方官员也涉及其中,他们就企图动用警力压服维权的民众,而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如去年云南省普洱市孟连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乱用警力处理民众经济纠纷的案件,问责其主要领导人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待象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这类社会泄愤事件,在什么样的时候和运用多大规模警力也是需要慎重研究的。这类事件,因某些偶发事件引起,在没有权威信息的引导下,一些民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只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也不需要进行组织动员,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从理论上来说,动用警力防范打砸抢烧行为是应当和必须的。但现实中,反而因为公安或武警的不当介入,民众的怨气好似突然决堤的洪水,怒火又像接连爆炸的汽油弹而变得不可收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确运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研究具体的减压技术的同时,要全面正确分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各种原因,以在社会和政治的层面上建立社会矛盾的化解机制。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凸显期”。因此,在这种时期,各种问题存在不可避免,而有体制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不短的过程,才能协调原有体制与社会发展要求的“摩擦”。既然“远水解不了近渴”,重要的是寻找一些能迅速生效的“技术”性手段来缓解矛盾。应该说,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将社会矛盾的多发归结为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从而掩盖了中国社会矛盾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静待以经济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可能错过机制变革体制调整的最佳时机。同时,暴风疾雨式的革命已用巨大的成本教育了中国人民,基本不再处于理性的考虑之列,公众也可以理解“治疗顽疾”需要时间,但是需要看到变革的迹象,看到矛盾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或希望。如果现实生活中,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得不到保证,官僚阶层和既得利益群体日益飞扬跋扈不可一世,那么技术性的减压方式还是解决不了体制缺陷带来的压力问题。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增多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部分社会体制的僵化和惯性,缺少足够的弹性来容纳、适应实际生活中经济结构、公民权利意识等向现代化的迅速转型。要真正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需要多设“减压阀”,或者说,要全面建立制度性的社会减压方式。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十分迫切和重要的工作在做。

第一,要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让改善民生构建社会稳定的基础。自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在社会分配公平方面缺乏必要的关注,分配体制中重国家轻民生,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上国家投入过少,体制内外的差距日益扩大;未能实现国民的平等权利和待遇,以城乡二元分割为代表的(但并不仅限于此)体制性不公平,造成不同“身份”公民的机会不平等;土地所有权等基本财产制度与市场经济存在根本矛盾,使得各地征地纠纷高发;社会底层民众包括一些无法就业的大学生生存仍然存在许多困难,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应是各级党政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党和政府已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也实行了一些取消农业税之类的具体措施,地方政府的“扶危济困”也能起到很好的现实效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检讨在民生方面的不足,要把改善民生当成各级党政的重要责任。因为,给民众生存减压,也就是给社会稳定减压。

第二,要改变政治上的增压机制,让基层政府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主力军。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官员对谋取“政绩”的重视,部分官员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使得他们常漠视或者有意侵占百姓利益、损害百姓的权利,而不可能将“执政为民”放在首位,主动去为民众解决问题。为此,中央试图通过各种责任追究给地方政府施压,以解决基层社会的各种问题。然而,面对各种来自上级政府的“一票否决”,少数地方政府和官员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以各种潜规则化解来自中央的政府压力,甚至不惜压制民众,更为严重地侵害民众的各种合法权益,成为了既不对中央负责,又不对民众负责的独立王国。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变压力体制为参与体制。就目前而言,进行县政改革是突破口。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县级人民代表职业化,建立以民众参与的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主力军。

第三,要改变公民权利救济状况,让司法成为社会的稳压器。长期以来,在司法从制度设计上就没有授予其对所有冲突、纠纷进行审理、判决的能力,民众的具体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的救济。而信访制度更是存在制度性缺陷,作为“安慰剂”的作用远大于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人、财、物上脱离当地党政,保证案件审理不受过多干涉。实现垂直管理的司法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地方党政对公权力的滥用。对待信访制度也要进行改革,方向是把民众的意见表达和具体的利益诉求分离开来,同时要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并给信访公民松绑,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撤销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

第四,要改变民意表达状况,让民意成为社会的压力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古人对统治者提出的告诫是十分有道理的。切实保障民众的表达权和知情权是现代文明的体现,也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规则。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民意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改变,各级政府应认真研究如何运用网络技术与民众沟通,如何对待网络民意的意义和问题。切不能动不动就用国家机器来对待某些网络民意的表达。特别要正确对待网民对某些地方政府或机构的批评和建议,只要在法律范围内,就不能对他们进行打击和迫害。在媒体和网络的管控上,也要做到有法可依,不能随意而为。

第五,要改变社会管理方式,让民间组织成为社会稳定的维护者。用鼓励公民组织的发展来代替“压制”,让不同利益群体形成自身的表达组织,这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经验。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政府的力量都不足以解决国家和社会的所有问题,应该正视并善于利用民间的力量,更要相信民众对社会稳定的肯定和对渐进改革所抱的理性态度。就目前而言,如何运用社会民间组织特别是社区组织,推进社会调解工作意义重大。事实上,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有关民众的具体利益诉求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民间社会自我调整的方式解决的。国家全能主义在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困境进一步表明,社会秩序的维护只有依靠全体民众,才能达到长治久安。

(原题《期待建立制度性的社会减压方式》,刊《人民论坛 200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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