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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这是农民组织兴起的时代  

2009-03-13 17:50:27|  分类: 媒体访谈与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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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建嵘

  30年前,小岗村率先提出包产到户,冲破人民公社制度的平均主义,而30年后,小岗村的农民顺应时代,形成土地合作组织,由单打独斗回到集体力量。小岗村的变化对中国广大农村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日前,《中国改革》记者采访了刚从小岗村调研归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

  《中国改革》:作为农村改革的前行者,小岗村从30年前强调个体积极性,到现在重视集体力量,小岗村的这一变化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所处的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如何才能把握时代机遇?

  于建嵘: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符号。小岗村30年前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和今天实行土地流转、走向合作经营,并不矛盾。自由和合作都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的权利。3 0年前他们强调个体积极性,是因为那时的人民公社制度大大束缚了他们的自由和生产自主性,肆无忌惮的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果实,打击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包干到户正是要重新获得自由和生产自主,政府肯定了他们的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但是我们知道,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以及随后的家庭承包制,立竿见影地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但是30年来小岗村并未致富。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可以保证较高的土地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率却是极低的。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单靠一亩三分地的务农经营,农民致富基本不可能。再者,30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农民早已被迫卷入了市场竞争,一家一户的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太弱。所以,农民要进行合作,包括小岗村在内的中国农民在土地流转上都可以在遵循自愿进入和自由退出等合作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合作,成立土地合作组织。

  《中国改革》:面对市场的风险,作为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于建嵘: 一般而言,在市场竞争体制下,能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就由市场来解决,政府不要做全能政府。农民进入了市场,他们也要在市场中接受锻炼和考验。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就可撒手不管,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帮助农民抵御市场风险、增加农民收入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针对市场风险对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破坏这个问题,我想中央和各地政府都可以有所作为。首先,要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生产补贴,加大投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既不违反WTO规则的约定,恰恰相反,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就是对农民和农业补贴的额度,我们用得远远不够,税费改革前甚至是反运用,美、欧、日等各国都是保护农业,我们国家反而是掠夺农业;其次,政府可以在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改革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农业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在市场风险、自然灾害中受到的损失,但因为农业的特殊性和它面临风险的系统性,农业保险政策的推行不能是市场行为,不能由保险公司来主导(他们毕竟是逐利的企业),而应该要各级政府负责绝大部分的支出。其他,如政府帮助农民建立现代合作组织、创造健康的法治环境等都有助于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产品,政府在关税、法律援助上都要有一套完备的应急机制。

  《中国改革》:对于实行土地流转、规模经营, 您有什么预见性的建议?

  于建嵘:我想,农村土地流转最乐观的局面就是在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各种农产品总产量,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农民流动,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坏的后果是中央出台的这一规则和制度,被一些强势集团利用,出现土地兼并,农民失地问题更加严重,土地的用途被非法更改,乃至冲击粮食安全等。在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针对土地流转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制定严格的相关配套法律规章并严格执行,促进乐观的局面出现,预防坏的后果发生。

  土地流转过程,有三个比较普遍、比较严重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是,地方政府以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名义,违背农民的意愿,强迫进行土地流转,甚至借土地流转谋取私人利益。因为农村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很大程度上在基层政府及其官员手上,往往是部分官员代行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土地流转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之后,地方官员可能会好象拿到一个尚方宝剑,把土地流转当做政绩来追求,农民的意愿和声音更会遭到漠视。如何防止这种问题普遍发生?我想最关键的就是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农村的土地流转以农民为主体,遵循农民的意愿,在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前提下实行流转,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个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章来保证。

  第二是土地流转过程中,规模经营所取得的收益,大部分被规模经营户和政府及其官员拿走了,农户自己只得到可怜的少部分。如何在土地流转实现既要保护农民利益,又要遵循农民意愿,还要尽力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一个值得借鉴的办法是允许农民成立土地合作社。我们在河北青县以及东部部分县市都发现因为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缺乏,出现土地抛荒现象时,这些地区的农民就以土地为入社的资本,组成各种专业合作社,既体现了自愿、平等的原则,也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同时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还有一个办法是,建议政府给农民发土地承包权证,这样既可以解除农民的忧虑,给农民可预期的利益保证,同时也可防止土地流转到最后把所有的土地权益都流转走了。

  第三是防止土地尤其是耕地在流转过程中变更用途,破坏耕地,危害国家粮食安全。实际上,即便世界上许多农地私有化的国家,农地的转让也并非完全自由。以法国为例,为保护耕地,法律规定私有农地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搞建筑。为此,法国政府设立专门的农地整治公司。农民在出卖土地时,必须通知农地整治公司。如果农地整治公司认为买卖不合理,它就会提出收购农民的土地。法国这种农地买卖的限制制度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0年农村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尊重农民意愿,体现农民的利益诉求。土地流转也应如此,要坚决反对那种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在农村改革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相信农民,相信他们懂得如何理性的思考,允许农民自我组织起来,尊重他们的创造,在法律的框架下让他们自己说话、自己行动,不能用不合法的手段束缚他们,同样也不能用某一种模式或经验来束缚他们。

  来源: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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